300万请全美最贵律师 杀人犯两次上庭被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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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枪杀死前妻的女儿和男友,又将前妻和过路的目击者射成重伤,再雇凶去杀判决他和前妻离婚案的法官。

  他花300万美元请来全美最贵的律师之一,在法庭上将前妻驳得体无完肤、名声扫地。

  这是1976年8月的一个晚上。气象记录显示,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入夜后的气温因此显得特别宜人。饱受一天炎暑之苦的人们晚上都喜欢在外面漫步聊天,尽情享受那难得的清凉。

  那一夜月光并不明亮,但价值600万美元、拥有20个房间的蒙肯伯德别墅依然清晰可见。12岁的安吉尔·维尔伯一个人独自呆在这座占地73公顷的豪华大宅里,她的妈妈普茜利娅·戴维和男友斯坦·法尔出去吃饭,以庆祝普茜利娅和她的第三任丈夫、大富豪库伦·戴维的离婚官司终于了结了。

  安吉尔没有想到,这竟是她短促的生命的最后一夜。这个热爱小动物的小女孩最后一刻是如何度过的已经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她被残忍地杀害在地下室。她跪在那里,凶手把枪对着她的后脑,像执行死刑一样开了枪。

  安吉尔平常是跟爸爸——普茜利娅的第二任丈夫维尔伯一起住的,那次只是偶然到妈妈家串门。警察认为,凶手真正目标并非安吉尔,而是普茜利娅,安吉尔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方。

  的确,凶手杀了安吉尔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藏在某处,等待着普茜利娅和她的男友的归来。

  普茜利娅一回来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她发现房子的警备系统没有像以往那样启动,当然这也不算什么,也许她临走时忘了把它开动。斯坦进了门就往楼上的主卧室走去,而普茜利娅、看见厨房和地下室的灯亮着,就进去准备把它关掉,当她走下去时,看见了溅在墙上和楼梯上的血迹。

  “嗨!”凶手冷静地跟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扣动了扳机。子弹从她的两乳之间穿过,普茜利娅倒在了地下,但她不忘大喊:“斯坦,快走!是库伦!”

  但斯坦已经闻声跑下楼,凶手立即冲他开了一枪,颈部中枪的斯坦拼死与凶手搏斗。普茜利娅趁机逃出门去,一边尖叫:“救命啊!库伦杀人啦!”

  斯坦的抵抗没有持续多久,凶手又往他身上射了四枪,然后出门来追普茜利娅。普茜利娅跑到了外面马路边,终于体力不支倒地。这时凶手已经赶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他全身穿着黑衣,头戴一顶女人的假发,裹着黑色塑料袋的手里拿着一支·38口径的手枪。普茜利娅再次确认他就是刚与自己离婚的库伦,开始哀求他:“别这样,库伦,我爱你。我们谈谈吧。”

  就在此时,一对年轻的情侣漫步到附近,目睹了这一切。女孩比薇莉·巴斯——普茜利娅大女儿迪迪的好朋友——忍不住对男友加弗尔低声惊呼:“天哪,那是库伦!”

  听到她的惊呼声,凶手转过身来,给了22岁的加弗尔一枪。惊慌的比薇莉甩掉高跟鞋,没命地向大马路跑去。凶手丢下还在地上呻吟的加弗尔,紧追不舍。终于,比薇莉在凶手追上之前,截住一辆过路车逃走了。

  与此同时,普茜利娅跑到了800米外最近的邻居家,拍开他们的门,大叫:“库伦正在杀害我的孩子!他杀了很多人!”

  当警察赶到时,凶手已经消失在夜色中。30岁的斯坦和12岁的安吉尔死了,加弗尔活了下来,但穿过脊椎的子弹令他落下了残疾,要借助双拐才能行走。

  在几个小时之内,警方就找到了嫌疑人库伦的资料。他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也是肥皂剧“达拉斯”里那个恶贯满盈的富翁的原型。除了比薇莉和普茜利娅指认库伦是凶手外,不认识库伦的加弗尔也从一堆陌生人的照片中指认出了库伦。

  凌晨4点,库伦的大哥肯打电话到库伦的女朋友家找到了他。当得知发生的血案时,库伦的反应令人惊讶。“噢,知道了。我困了,睡觉去了。”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警方从床上把库伦揪起来带回警局。得克萨斯州历史上最贵的一次谋杀调查就此开始。

  “我喜欢挑战,”他对记者说:“我也喜欢库伦那种赤裸裸的眼神。所以我决定竭尽全力帮他。”

  对于当地人来说,豪宅凶杀案并非普茜利娅和库伦故事里最精彩的一出,这不过为他们俩那些乱七八糟的纠葛又添上了一笔。普茜利娅生在穷苦人家,漂亮面孔和肆无忌惮的性格是她的人生武器。她管自己的乳房叫“有钱人的包厢”,敢穿着最露的衣服上街,让最无耻的男人都瞠目结舌。

  而库伦则和普茜利娅是天生一对。他和其他两个兄弟一起继承了父亲留下的石油公司,然后使用手段迫使忠厚的小弟弟退出,独霸了市值十数亿美元的资产。

  他俩1965年左右相识。1968年新年,普茜利娅的丈夫带着一帮私家侦探,在达拉斯一处“爱巢”将他们捉奸在床,普茜利娅第二次婚姻由此结束,不久,在库伦父亲死后6个小时,他们结婚了。

  那段时间,他俩的生活和公司的生意一起蒸蒸日上。普茜利娅整日坐着加长林肯在城中闲逛,她在蒙肯伯德的豪宅摆满了金银玉器,那超大型的衣柜里满是专门订做的迷你裙和低胸装。

  好景不长,也许是过度炫耀透支了他们的好时光,1974年,普茜利娅提出了离婚,理由是库伦“吝啬、粗鲁”。库伦则在诉状中大骂普茜利娅“无耻,跟什么人都可以上床”。

  由于财产的争执,离婚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普茜利娅和库伦一碰面就大吵不已,最后法庭判定库伦搬离蒙肯伯德并定期付给普茜利娅生活费。这段时间里两人分别有了新欢,普茜利娅和斯坦约会,而库伦则和克伦·马斯特打得火热。到了1976年8月,他们的离婚判决终于下来了,库伦每月要付给普茜利娅5000美元生活费,还要代她付5.2万美元的诉讼费。

  判决那天库伦没有到庭,但他的朋友说,他看完判决书后,脸色变得铁青。当天晚上,血案发生了。

  面对质询,库伦表现得泰然自若。他对警察每个问题都配合地回答,但那对定罪毫无帮助,因为他不直接承认自己杀了人,他经典的回答之一是:“有些人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虽然被控有谋杀罪,他几个小时后就办了保释,一身轻松地走在了大街上。

  其实从一开始,公诉人就知道这案子很难办:“被告的财产比整个得克萨斯州都要多,这是第一回。”他们最后决定以不能保释的一级谋杀罪起诉库伦,因为被害者之一安吉尔只有12岁,情节十分恶劣。于是库伦被重新抓回,拘押在塔朗特监狱等候审判,他请到了当时全美最贵的律师之一、人称“赛马”的海涅斯。

  海涅斯这一绰号源于他在大学足球队时的拼命表现,在案子面前,他的作风也是如此,时代杂志曾称他是美国六大最好的重案辩护律师之一。替库伦辩护海涅斯至少可以收到100万美元的酬劳,可他并不是为钱接这个案子的。当知道库伦被控一级谋杀,并且有三个证人目击证明时,海涅斯显得异常兴奋。

  “我喜欢挑战,”他对记者说:“我也喜欢库伦那种赤裸裸的眼神。所以我决定竭尽全力帮他。”

  13天辩论过后,海涅斯已经成功地把普茜利娅变成了得克萨斯州最的女人,“光是看她一眼你就知道她有罪。”

  海涅斯的确不是浪得虚名。他很快成功地申请将案子转到阿马里奥,而不是在案发地达拉斯审判。这是一大胜利。和达拉斯这种上流社会聚居的地方不同,在阿马里奥,法官们对水性杨花的女人素无好感,对于丈夫杀死妻子的情人的做法,他们也自有一套评价。

  开审的那一天,正如媒体所预料的那样,海涅斯而非库伦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他穿着剪裁讲究的礼服,脚着食蚁兽皮做的名牌牛仔靴,完全是一副价值100万美元的律师的样子。

  公诉人对于获胜很有把握,他们认为,有三个目击证人作证,库伦在劫难逃。虽然库伦也有自己的所谓证人——他的新欢克伦称库伦当晚一直跟她在一起,但在警察和陪审团面前,克伦一会说当晚她吃了安眠药,人事不知;一会说自己直到肯来电话的时候都醒着,相互矛盾,不堪一击。

  但海涅斯自有他的辩护哲学:“如果你说我的狗咬了你,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我的狗不咬人;第二,那天我的狗被拴在家里;第三,我不相信你被咬了;第四,我根本没有狗。一个不行,就来第二个。”

  海涅斯知道自己真正的对手是普茜利娅,所以他在法庭上牙尖嘴利地对付完了两个年轻的旁证比薇莉和加弗尔后,便磨刀霍霍,准备迎战普茜利娅。

  普茜利娅上庭的那天,双方的交锋委实刀光剑影、激烈非常。普茜利娅从各个方面指证凶手是库伦,而海涅斯却另出奇谋,他拿出了普茜利娅和情人的一些照片,照片中普茜利娅和男友一丝不挂,摆出各种姿势,不堪入目。虽然法官判定这些照片与案情无关,但海涅斯已成功地制造了普茜利娅“放荡、不忠”的形象,在此后的一周里,海涅斯不断说普茜利娅“败坏风气,教坏细路仔”, 他还迫使普茜利娅承认和斯坦交往的同时,曾和一个毒品贩子上过床。他说谋杀是普茜利娅一手策划,她酗酒、沉迷于软毒品(虽然这是凶案发生以后的事),太缺钱花,所以想栽赃库伦。他进一步推理说,其实在这件谋杀案中,斯坦才是真正的目标,凶手是某个毒品贩子,普茜利娅想结束和斯坦的关系,另结新欢。

  普茜利娅当然否认了这些充满想像力的指控,但是不能改变的是充满道德感的法官和陪审员们对她的恶劣印象。13天辩论过后,海涅斯已经成功地把普茜利娅变成了“得克萨斯州最的女人。”

  最后,当普茜利娅走出法庭时,旁听席上许多女人都冲她发出嘘声。一个女陪审员甚至说:“光是看她一眼你就知道她有罪。”似乎受审的是普茜利娅,而非库伦。“他们都忘了她的女儿也是受害者了。”当地一家报纸评论说。

  当然,海涅斯进行的是可见的辩护,私下里,库伦又花了不少钱“疏通”。25年后,海涅斯辩护团中的一员承认,库伦花2.5万美元买通了一名法院调查人员,给他起了代号“眼睛”,随时了解公诉人的举证情况和思路,以便采取对策。他们还雇了一个警察,探听警方对谋杀案调查的进展情况。陪审员们下榻的旅馆的女服务生也成了库伦的眼线,她的任务就是探听陪审员们的谈话,并如实报告给库伦的辩护团。

  除此之外,库伦还做了很多看起来很可笑的努力。比如他请了一位画家旁听审讯,为陪审员们画像。庭审休息时,就有人把这些画像拿给那些陪审员的家人看,说这是库伦根据记忆画的。

  当时,公诉人曾向法院抗议说库伦和陪审员的亲友交谈太多,如果他们知道那些人在和库伦说什么,肯定会大吃一惊。“他们一般都是在感谢他,说他的绘画技术很好,把他们的女儿或儿子画得很威风!”

  最后,法官们没花多少时间便做出了判决。陪审团进行了两次投票,第一次是10∶2认定库伦无罪,第二次则全体同意库伦无罪。1977年11月,库伦愉快地走出了法庭。他对自己能获释显然早有心理准备,在宣判之前他就计划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并且预定了房间。他还让手下人准备了庆祝酒会,陪审团和法官们都在被邀之列。

  在酒会上,一位灌了数杯美酒的陪审员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他认为库伦无罪的理由:“像库伦这么有钱的人怎么会亲手杀人呢?他要是杀的话,也会雇人去干嘛!”

  公诉人眼睁睁地看着最有力的证人普茜利娅被海涅斯驳得体无完肤,名声扫地。他们灰心了,如果杀害安吉尔这样的控诉都不能令库伦入罪的话,那么杀害妻子的情人或者袭击比薇莉、加弗尔这样的罪名肯定更加无力。看来他们只能任由库伦逍遥法外了。

  1978年8月20日,谋杀案发生两年后,一直关注库伦的公诉人发现他和联邦调查局一位线人秘密会面。这个名叫戴维·迈克罗伊的家伙告诉他们,库伦想雇他杀几个人,其中包括普茜利娅、比薇莉、加弗尔,还有办理他和普茜利娅离婚案的那个法官乔·爱迪生。

  再和库伦会面时,迈克罗伊身上带了,以便公诉人听到他们的对话。迈克罗伊拿出一张证明乔·爱迪生已经被害的照片给库伦看,照片中的乔倒在血泊中,车上的弹孔清晰可见。迈克罗伊还拿出乔的法官证及驾驶证。

  这段持续45分钟的谈话再次将库伦送上了法庭,罪名是主使谋杀。库伦再次向海涅斯求援,这次他付给海涅斯的报酬是200万美元。

  迈克罗伊作证说库伦不仅委托杀人,甚至亲自设计了几种杀人方案:“一是埋伏在比薇莉家附近,用枪打死她,然后碎尸,扔到一个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或者杀死她之后,再往她身上补几针毒剂,让别人以为这事和毒品有关。”

  海涅斯再次将普茜莉娅拖了进来,他问在场的联邦调查局成员对普茜利娅和她的交友情况有多少认识,暗示其实是普茜利娅在设计这一切。海涅斯说,库伦不过是在和迈克罗伊做一种游戏,他当自己是联邦调查局密探,觉得这很刺激,仅此而已。

  “我们都知道人类除了说话,还有很多其他交流手段,”海涅斯用话剧演员般的腔调宣布,“譬如抬抬眉毛,譬如耸耸肩,特别是两个人在进行自认为是神秘的交易时,语言往往是不可信的。”

  陪审团似乎真的迷惑了,两次投票都是8∶4,而且倾向于认为库伦无罪。最后法官宣布投票未达到规定比例,审判无效。公诉人很快提出了复审要求,他们想,法律无情,在如此明确的证据面前,应当没有理由为库伦开脱。

  陪审团再次投票后,法官称案子已经有了结果。公诉人对定库伦的罪十分自信,所以他们要求法官稍候宣判,让实际上并未被杀害的乔·爱迪生也上庭来听听。

  陪审团认为库伦无罪,理由是:“我们无法相信,像库伦这么富有的人会降低身份雇人杀害法官。”

  27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库伦仍然活着,只是不再有钱。20世纪80年代,他的公司破产了。破产申请上说,他的资产尚有60万美元,但负债则达230万美元之巨。这位曾上过福布斯富豪榜的人现在只能在兄弟的公司里谋一份差事,薪水是每年2.5万美元。他那曾替他作证的情妇克伦已是他的妻子,为了生活只得重回学校教书。

  普茜利娅过得也不好,她没有再婚,一直住在远离市中心的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2001年死于乳癌。她那幸存的大女儿迪说,自第一次审判后,普茜利娅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即使在癌症最痛苦的日子里,普茜利娅也拒绝治疗,希望早点死去。

  如今60多岁的库伦仍有可能因为袭击加弗尔和比薇利被起诉,当地的报纸仍时不时地会提起这桩得克萨斯历史上最贵的诉讼。但是人们似乎都已忘却了这件事,也许跟一个潦倒的老头儿斗,已经没有什么趣味了。只是偶尔人们还会思索,如果当年库伦不是那么有钱,结果会否不同。

  库伦本人对此作出了回答:“我那时可以买得起一切想要的东西,如果不是花了钱,我现在应该是在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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